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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娱乐产业的发展，明星偶像在当代社会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对明星偶像的追捧则成为了在青少年中盛行的一种潮流。面对这种潮流，成人世界已经展示了颇多的“道德恐慌”，将其视为不成熟的表现、青少年的精神快餐、大众传媒与商业的误导、教育的无力与尴尬，以及社会示范效应的移位。那么，青少年偶像崇拜果真如此不堪吗？能否从青少年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其所面临的具体社会处境来对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呢？基于此，笔者力图从心理学视角与社会学视角审视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

一、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学分析

心理学已经对青少年的偶像文化作出了许多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行为主义认为个体行为的反复出现，是源于各种环境因素的强化作用。当个体的朋辈团体都崇拜偶像时，当大众传媒不断宣传对偶像的膜拜时，个体很容易受到影响，产生从众心理。另一些理论则认为，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并非仅仅由于外界环境的作用，而是与青少年自我意识水平的发展息息相关。

弗洛伊德将个体的人格区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与超我。

• 本我遵循快乐原则，代表无意识水平之中的各种非理性冲动、欲望等；
• 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能够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既符合社会规范，又能满足本我的需求；
• 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它是对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的完美追求。

由此，从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中可以窥见人格这三部分的紧张共生关系：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具有非理性、冲动性等特点，但是在自我意识的层面上，青少年有时又会将自己对偶像的崇拜赋予一个合理解释，从而显示出随意选择、矛盾困惑的局面，但最终，随着社会化的逐渐完成，青少年会走向理性成熟、人格健康的境界。由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也可窥见，已有研究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原因归咎于“感官舒快”与“社会性品质学习”，恰恰反映了青少年人格中本我与超我在自我力图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1]

与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则更为关注个体对社会的适应。他认为，青少年在青春期面临着“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的危机，为了解决该危机，重获自我认同性，青少年需要通过同伴和家庭之外的人物来确认自我，而当代社会的明星偶像则是这样的人物，青少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理想自我，投射了自己的某种情感、欲望与梦想，从而在自我的否定与肯定之间实现了平衡，更好地融入了社会。

因此，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可以说是青少年在自我确认过程中，受到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对理想人物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并且仅仅是一种特定年龄阶段的短暂现象。不过，由于人类天性中本我的影响，青少年认知、思维发展的不成熟以及自我意识尚处于形成之中，在对偶像的崇拜中不可避免会理性不足而感性有余。

一些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也充分印证了上述理论。如有研究者发现，一些青少年在对偶像的认知上存在“光环效应”，另一些青少年则存在“刻板印象”，即当青少年对偶像崇拜的首要特质为“外形”时，青少年容易认为偶像的外形、内在品质都是最棒的，此时即“光环效应”；而当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集中于除“外形”之外的其他特质时则会产生“刻板印象”，如将“财富”作为首要特质时，则不会认为偶像具有良好的内在品质，将“运动”作为首要特质时，则认为偶像的知识水平很低。[2]

此外，心理学实证研究中存在的诸多抵牾，如一些研究者发现青少年偶像崇拜与自我意识、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等呈正相关，[3][4]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发现它们之间呈负相关，[5][6]这可能恰恰反映了青少年在偶像崇拜中既投入了大量的正向情感、态度，也不可避免由于其心理特点影响而产生诸多的缺陷。

因此，企图通过遏制偶像崇拜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行为根本是不可取的。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既会受到心理水平局限的影响，也有助于其心理需要的满足。一味地指责青少年的情绪化、盲目化表现，企图以社会认可的人物来取代偶像，可能会造成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过度拔高、矛盾，乃至停滞不前。

也许心理学研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校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仍旧关切有余而实践不足。毋庸置疑，在课程、教材中，学校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作出了循序渐进的安排。但是除却学习之外，学生的其他生活呢？教育是否足够意识到了对这些课余生活的责任？是否足够意识到了对学生多方位的心理需求的满足？学生不仅是在校学习，更是在校体验、在校成长、在校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这种人生经验是弥足宝贵的，而不单单是具有学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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